【大纪元2011年08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历史上的今天，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被红卫兵毒打后，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尽，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
1949年前的经历与创作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网络图片））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是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被誉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也是第一位获得中共官方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的一生，都在勤奋地创作，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1930年，老舍回到中国，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1936年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山东这段时期，他先后创作了《大明湖》、《我这一辈子》和《骆驼祥子》等作品。
抗战期间，老舍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以笔为武器，写出了《张自忠》、《剑北篇》、《王家镇》、《忠烈图》、《四世同堂》等一批抗日题材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日、坚贞不屈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中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
1949－1965
1949年10月，老舍怀抱对祖国故土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天真希望和幻想，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的老舍，对共产党十分信任，并一直保持紧跟姿态，还曾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1951年，他创作了歌颂中共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剧本《龙须沟》，反映49年后北京的“翻天覆地”变化。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中共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成为第一位获得此称号的大陆作家。
老舍北京故居。（网络图片）1956年，老舍创作了嘲讽批判“万恶的旧社会”的话剧《茶馆》，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后来成为大陆年年上演的经典话剧。
这期间，老舍还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歌颂共产党统治的《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
除了写作，老舍还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老舍与诺贝尔奖
老舍儿子舒乙曾经披露：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是作品被翻译介绍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在1968年进行秘密投票，在5名候选人当中，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因为中共已经在1966年将老舍迫害致死，消息传到国外，所以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日本的川端康成凭借《雪国》、《千羽鹤》及《古都》等作品获得。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干的夫人文洁若。萧干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
一篇批斗会文章
作为中国的传统知识份子，作家老舍在1949年前还保持着文化人的清高、文雅、善良和操守。
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247－249页)刊登老舍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
这篇关于描述中共暴力仇恨批斗会的文章，令国内一些知识界人士感到惊讶，有人几乎不相信这会是出自老舍之手。
老舍在这篇文章中说，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他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他描述了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批斗恶霸大会，他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最为不幸的是，在老舍发表这篇文章10多年后，时空竟然逆转，老舍本人竟也遭到中共煽动的红卫兵的仇恨和批斗毒打。
不堪凌辱 投湖自尽
尽管老舍一直顺从中共，但中共体制和暴政却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传统士大夫和精神贵族。共产党不仅诱惑迫使他在50年代开始参与各项批判整人的政治运动，并且在文革中终于将他迫害致死。
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的初期，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要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彬彬”为“要武”。在中共“斗争”哲学和仇恨的煽动下，全国各地红卫兵对知识精英、社会名流以及“党内走资派”的批斗摧残骤然升级。
 文革批斗会（网络图片） |  文革批斗会（网络图片） |
1966年8月23日，身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老舍和其他28人在北京的文庙，即孔子庙，被红卫兵强制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遭受批斗毒打三小时。
和老舍一起被侮辱毒打的28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包括老作家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著名京剧演员荀慧生，文化局长赵鼎新。
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份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遭受批斗毒打。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对他连踢加踹。
次日8月24日，不堪凌辱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成为文革第一名被迫害死的著名作家。
无人知道老舍在自尽前的所思所想，他没有留下只字片言，人们只是记得他生前的一句名言：“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反抗。”
老舍被迫害死后，中共当局称他是“自绝于人民”，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直到1978年，中共才给他平反，虽然极力称赞老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地位，但却一直回避“老舍之死”这个话题。而他自杀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消失，后来成为北京地铁的修车厂和积水潭地铁站的所在地。
一代文化名流、精英遇害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9月，北大开始搞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行乞办学”的武训，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份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到1966年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使中国文化人和知识份子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到教育等领域，从武斗消灭肉体到文斗消灭灵魂。众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社会名流被活活迫害而死。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指出，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
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批判下，中共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在文革中率家人冒死逃到自由世界才幸免遭难。如果当年马思聪没有逃亡，或逃亡失败，他们一家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艺术家被迫害身亡，例如著名指挥家黎国荃、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钢琴系主任李翠贞、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多次在国际大赛获奖的年青钢琴家顾圣婴，和被中共公开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文化精英，以及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著”的共产左派文化人，如邓拓、范长江等人均含恨九泉。
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夫妇在家中花园。（网络图片）一些著名文化人为了捍卫人的尊严，拒绝受辱，付出了生命。1966年9月3日，翻译巨匠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为了免遭凌辱殴打，在上海寓所双双愤然自缢身亡。
京剧大师言菊朋之女言慧珠。（网络图片）1966年9月11日，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被迫舍弃年仅11岁的儿子，在浴室上吊自尽，走完了“可萌绿，亦可枯黄”的悲剧人生（详见著名作家章诒和的《伶人往事》）。
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对立
中共在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中，用淫威羞辱中华文化精英、撞击中国文人的尊严，摧毁中文化精英的骨气，在中国全面植入党文化。
《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敬畏天命，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道家思想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而在这期间，承传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英层“士大夫”就成了中共有目的、系统地要彻底毁掉的对象。
中国文化的断层 精神贵族无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中国问题专家林辉曾撰文表示，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余的知识份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而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识份子基本在学术上是无成就可言。
将承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肃清，并将中国传统文化剿灭殆尽后，中国知识界万马齐暗，中共党文化大肆入侵，以各种形式全方位地、日复一日地毒害侵蚀中国人的灵魂。文革期间，8亿中国人只有8个宣传谎言、暴力、和斗争的样板戏看。
澳洲学院派华人画家赵法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从1949年篡政到今天，一直就把文化当成欺骗民众的手段，用暴力打击敢于说真话的人，用恐怖要挟中国文化界，将中国传统文化拦腰砍断，使得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养天地间正气”的风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朴自然、高雅收敛、清新的优美风格，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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